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我希望有一个诗人能成为我思想的命运( 二 ) 文

诗人如果在出逃之际没有带上自己的不幸，他就会是真实世界一个卑劣的叛徒。跟神秘主义的宗师或是圣智之人不同，诗人无法规避自己，也无法从他自己的魔障中心逃出：他的出神体验本身就无药可救，都是灾难将至的前兆。因为没有能力逃开，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可能，除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

我是这样辨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在跟他的交往当中，在长期生活在他的作品深处之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会发生变化；与其说是我的爱好或是品味，倒不如说是我的血液本身，就仿佛有某种微妙的症状潜入其中，改变了流程、浓度、质量。如果说想梵乐希或是斯特凡·乔治这样的诗人，我们在哪里碰上他们，他们就还是把我们留在哪里，只是让我们对精神的形式要求更多：那他们还只是一些我们并不需要的天才，一些艺术家而已。可是一个雪莱，一个波德莱尔、一个里尔克，却是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我们吸纳进我们自己。一个身体靠近他们，会强化，然后软化，最后分解。因为诗人是一个破坏性因子、一种病毒、一种伪装起来的疾病，对我们的红血球来说，是最大的危险，而且是种绝妙而模糊的危险。活在诗人的势力范围内，就是感觉血液在变稀，就是梦想一个贫血的天堂，并且会听到血管中，有泪水在流……

三

诗允许一切，你大可在其中倾注泪水、愧疚、狂喜——尤其是哀告，而文章却禁止你热情奔放或是别的真理：要是可以控制、能够推衍、得体适度。但是，何不让我们也去偷窃诗的真理，强夺诗的素材，让我们也跟诗人一样那么勇敢？为什么不在论述当中渗入诗人的无礼、屈辱、鬼脸和叹息呢？为什么不就在通俗的语言当中解体、腐烂、做个僵尸、天使或撒旦，悲怆地背叛那些空灵或阴森的腾飞呢？智慧的勇气和做自己的胆量，不是在哲人学校，而是在诗人课堂才可能学到。他们的“论断”使上古辩士最诡异、最夸张的观点也相形失色。没人敢采纳这些观点：想想可曾有过一个思想家走到了跟波德莱尔一样远的地步？或有哪一个哲学家档案跟李尔王的冲天豪情，或是哈姆雷特的长篇独白变成一个系统吗？也许尼采在他的结局之前曾经做过吧，可惜的是，他还死命要弄他那些预言家的陈词滥调……是不是还可以在圣人这边找找？也就只有亚维拉的圣女大德兰，或是佛利诺的安杰拉有过几句异端邪说吧……可是他们又太常遇到上帝，这个令人慰藉的无意义，使她们坚定了勇气，却也降低了勇气的质量。要一个人不带任何信念，漫步于真理之剑，这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圣人之所能，可有时候一个诗人却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