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如果没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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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长毛之乱” ，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仕途高升的，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蜕变为噤若寒蝉的动物。可见，还是生存空间与官场环境决定一个官员的素质。

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 。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 ，他是“高度文明的” ，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璋代表中国。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 。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 ，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当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样在清政府里“优秀”的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官员对比时，且不论西洋，即便是东洋，也不在一个级别。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 。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

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