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12连跳,真凶到底是谁 富士康连跳灵异( 二 )
综上所述,富士康的“连续跳”事件背后并非如同其新闻发言人刘坤所说的系“复杂的社会原因”,其内部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与不完善虽谈不上“罪魁祸首”,但是至少是不可推卸的主要诱因之一 。
不可否认,富士康企业集团“连续跳”背后的确存在“复杂的社会原因” 。然而,所谓的“复杂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在富士康“连续跳”真正原因的详细报告未经正式披露之前,各方分析只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学术探讨罢了 。[page]
首先,社会对“新生代”抑或是“穷二代”的关怀相对欠缺 。众所周知,当下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之际,社会分配体制不公平的矛盾日渐突出,随着“贫富差距”的日渐拉大,房价的高居不下,“买房难”成为社会的普遍难题 。80、90后“新生代”,更为准确的说“新生代”中的“穷二代”们面临诸如购房难带来的生活压力,理想与现实出现巨大落差带给他们的工作压力,个人情感突变所带来的内心焦虑与情感纠结等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良情绪在其内心深处聚集纠结 。原本相比其父辈而言就缺乏生活磨难与抗挫折能力的“新生代”们,当他们不堪内心的焦虑与纠结之重时,又无法从组织、团队甚至社会上得慰藉与舒缓,或许其失去理智地选择“纵身一跳”来个“一了百了”实属一种无奈之举 。
其次,媒体在不了解事件真相之前的对富士康“跳楼门”猜测式的报道与喧染无形之中对其“连续跳”频发起到了“善意”的推波助浪 。罗伯特 。西奥迪尼在其《影响力》一书中论述“社会认同理论”时谈及到有关自杀事的公开报道与随后发生事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媒体越是对某区域的自杀事件进行,该区域紧接着类似事故发生率越高 。这就是戴维 。菲利普斯提出的著名“维特效应” 。当富士康第一跳发生之后媒体、网络便一哄而上对事件大肆喧染,孰不知缺乏社会学行为学家的视野和角度的媒体在富士康后续的“连续跳”事件成了“善意”的帮凶 。
再次,政府职能部门监管力度不够抑或缺失也是富士康“连续跳”事件频发的诱因之一 。据报道深圳市由副市长牵头组成调查组进驻富士康企业集团调查其“连续跳”事件真相是从第十跳发生后才开始的 。其实早在2009年7月富士康发生“孙丹勇事件”,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富士康,向员工直接进行调查,先后多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同时督促富士康工会做好善后工作 。因此2010年富士康的第一跳发生后,深圳市的相关监管部门就应当意识到富士康的“跳楼门”绝非单纯的个案的了,然而遗憾的是真正由公权力介入调查却是在10个鲜活的生命相继突然意外地离开之际 。
Q2:富士康“十连跳”说明什么?
社会各界关心、热议富士康和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本身 。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呼吁书的联名者之一,我受约谈一下个人的疑惑和见解 。在“忍看朋辈成新鬼”的心境下,我想跟大家一起走向事件之外 。事件的关键之处是劳动者自杀 。富士康事件凸显出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工人恶劣的生态环境 。这种境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经出现,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们在中学里都读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阐明了劳动对从猿到人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促成了人类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也相信,具有劳动能力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但他观察到的那个社会的高度分工却导致了人同自然、同他人乃至自己之间的对立,成为产生异化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那种场景下,每个工人的工作都经过一种特殊的、严格的和有限的分工,这就限制了手、脑和工作热情的全部发挥 。工人所担负的责任很小,他们一无工具,二不拥有最终产品,三不能参加决策,更重要的是劳动生产出来的利润全部落入了他人的腰包 。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整个劳动过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架机器上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 。劳动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劳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令人满足的劳动 。富士康及类似工厂工人的劳动、生活、工作、日常感受,在多大程度上与马克思描述的劳动异化相似?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读者自己会作出判断 。二、(半)军事化管理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年轻生命已有资料显示,富士康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或“半军事化管理” 。这种在不少外资、合资企业中大量存在的管理模式,淹没了个人和个性,个人的自我评价不可能高,也易于毁灭自己的生命 。在富士康,劳动和睡觉几乎成了许多工人生活的全部,吃饭就是补给营养,如同给机器加油——劳动力的再生产 。工作程序把他们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一个智能机器人,如同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扮演的角色,疲惫不堪、精神几乎分裂的他最后在马路上看见了一个妇人衣服上的纽扣都拿着扳手要上去拧 。40多万工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穿同样的工装,很多时候同一宿舍的人也叫不出彼此名字,彼此间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无怪有员工感到“(公司)太大,(个人)太累,太孤独” 。福特就是依靠这种“科学管理理论”和工业生活模式起家的,以至于他的管理方式被称为福特主义 。这是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它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 。20世纪60年代末,福特主义遭遇危机 。后福特主义应运而生,这种新的生产模式注重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的灵活性和劳动者的自主控制权,同时通过终身雇佣等方式培养劳动者的高归属感 。社会福利政策也保障了劳动者有房有车 。而中国打工者群体却经历着泰勒制的苛刻管理,劳动世界过于突显,而生活世界极度边缘化:除了劳动、睡眠之外,娱乐、休闲、社会交往、情感交流、社会网络等被严重地边缘化 。三、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向社会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中国的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为主,社会改革为辅 。直到十六大,才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 。这些年,各地走过的路和已有的经验教训表明,过于注重经济改革容易助长GDP主义,把中国社会货币化或者商品化 。结果,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为代价达成 。富士康事件说明了社会价值、社会生活是如何被商品化、货币化围困、伤害的 。企业经验、劳动组织管理制度等看似纯粹经济的现象背后,有活生生的人,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现状和未来远比企业利润、地方经济发展指标、工人工资收入等等重要得多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旗帜下,国家和地方政府有义务在制度建设以及实际工作中,以切实有效的举措,为农民工群体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需求提供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让他们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更重要的是能与“城里人”、“管理者”一起吃饭、看演出、游山玩水、交友与结婚,而不是被“城里人”、“管理者”在工作和日常生活场所均明显隔离的边缘人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泰勒制”系20世纪初期美国工程师泰勒创立的一种企业管理制度,其内容和方法包括劳动方法标准化、制定标准时间、有差别的计件工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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