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公子谁提出的?战国有名的四公子( 四 )


《史记》气勇还体现在表情气浅,文字排列布局有法无情,这样的表述方式是先积蓄情感以在紧要处喷涌而出,更见气勇,令读者心思神情难定有荡,或气、或喜、或悲、或叹 。《史记》作为史传文章,有一种将史传文学叙事散文化的倾向,其在谋篇布局、结构章法上的绝妙构思编排更突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撰史心志 。
《史记·孟尝君传》在孟尝君死后本应结束,但是司马迁却用大量篇幅写冯为孟尝君谋利计身、化危为安的故事,这样一来,似乎与整篇传记行文不相符,缘何如此?这就要说到司马迁写作的绝妙之处了 。《史记·孟尝君传》:“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 。后召而复之,冯迎之 。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 。
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 。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其一,孟尝君被毁废之时,宾客皆去,可见上文所说宾客所谓之士确乎没有一种精神信念,徒有好利和江湖义气罢了 。其二,司马迁写到的冯,虽仅一人,足以振孟尝君失客之耻 。其三,孟尝君说要“唾其面而大辱之”,可见其人非真正重义气,也是好利之徒而已 。
又《史记·平原君》传后列虞卿以衬平原君“利令智昏”,又《史记·魏公子传》后列汉高祖祠魏公子以衬公子名,又《史记·春申君传》后列乱秦而吕不韦被废之事以讽春申君引祸上身 。这样的写法,既是保证前文的叙事流畅,又对前文进行补充,增添了人物的历史属性,丰富了历史人物形象 。
《史记》的传记安排很有特点,有单独列传,有的是合传,司马迁这样安排既是沿着时间线索排列,又注意到相同或相关人物之间的联系 。在战国四公子传当中,孟尝君、平原君虞卿、魏公子、春申君并列,而平原君和虞卿放在了一起,在具体的叙述当中就可以看到司马迁的记事风格详略得当,互文相照 。
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司马迁以平原君的故事为主线,辅以虞卿和其他一些宾客,而虞卿的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在最后的太史公评论中,也是对虞卿作了点评,可见平原君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的高 。司马迁这样的叙事结构,既能够保证主要人物的故事完整性,又能够附带论述相关重要人物,而且从传文及评语的篇幅和评价上也能够看出传记人物在当时的地位 。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战国四公子谁提出的?战国有名的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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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四公子传中所展现的社会风气由来已久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何以异哉!”这样的评论是可以用在战国四公子传当中的,总的来说,司马迁以其精准的历史眼光看到了天下之乱,从天子至庶人都是利的缘故,只不过战国时期四公子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
司马迁在这里道出了战国时期趋利至怨的社会风气,其中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说明趋利是违背圣贤教诲的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说:“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战国之士并未受儒家思想统治,其士风重名利,轻国家,更鄙弃大道 。
另外,战国四公子传中还塑造了一些生动形象的女性,如举子文母、贪狐白裘幸姬、笑美人、盗兵符,她们形象、品行、善恶不一,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却为叙事的流畅生动,为突出战国四公子及宾客士人起着重要的衬托作用 。在战国四公子传中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社会阶级极度不平等,《史记·平原君传》有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谷,余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 。”可见阶级分化的严重程度,司马迁并没有评论,却把它放在传文正文当中以平原君宾客之口说出,更见真实 。
战国四公子传中最突显的世风之一是重禁忌 。《史记·孟尝君传》:“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 。’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 。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 。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索隐引《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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