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对世界观不会有根本影响”
南都：我在您一个访谈里看到，您现在还会蛮时髦地去上网课，比如科学类的，去听《量子力学导论》，为什么有这方面的兴趣？
陈嘉映：就是有点好奇心。读书可不就是好奇心吗？在哲学圈里，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么说吧，哲学涵盖很广，在这一端比较接近艺术、诗歌等等，另外一端接近科学。我个人学无专攻，对好多领域有兴趣。
南都：最前沿的科学，比如生命科学、宇宙科学、物理学，最终会对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吗？
陈嘉映：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挺多的，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在一端，有的人认为这些科学的发展在根本上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念，我偏向于另外一端，不觉得科学的常规发展对我们的世界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科学有革命性进展的时期，17世纪、20世纪初的物理学，20世纪中叶以后的生物学，这些时期科学发展对我们的一般世界观念的影响当然比较大。Al的发展，脑机接口，这些也会有影响，不过是以相当复杂的方式产生影响。
南都：早两年有一个新闻提到，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修改，使得艾滋病患者的下一代获得病毒阻断能力。人为操作人类基因，会带来一些伦理学上的问题吗？
陈嘉映：当然，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大的伦理问题，到处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尤其像基因剪辑这类技术，跟一般的科技发展不太一样，因为它动到人自己身上了，还不是只动身体，动到了整个的人，整个人格。技术乐观主义者更多看到技术造福人类，甚至会把动到人本身的技术看做对人类的“改善”。我和很多人则担忧更多，很多担忧就在眼前，比如工程技术引发的生态改变，无人机技术可以广泛用于暗杀，基因技术可以造出一种新的“人”。还有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读到2017年12月《自然杂志》上有一篇17位考古学家发表的文章，说是一万年来，技术创新总是拉大财富差距。此外还有这样一种担忧：技术的迅疾发展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变化。这可能是更大的威胁，人家问你，你说有什么危险，你说不出，可等大家说得清楚了，已经太晚了。有的危险能说清楚，有的说不清楚，但是都值得高度重视。
南都：那么在现在这个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哲学家或者“哲学工作者”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担负着怎么样的责任？
陈嘉映：我不觉“哲学工作者”有什么特别的责任。我倒不是说，哲学被科学挤压，已经变得insignificant，所以哲学不用担太大的责 任，科学到处受到重视，应该让科学家去担负责任。我更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在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中，观念来自上层，圣人们、哲人们，他们work out一些观念，一层一层向下传播到整个社会，影响社会。所以他们有教育社会、引领社会的责任。也许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这样想，比如新儒家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哲学家应该有这种使命感。但在我个人看来，社会观念的形成和传播方式早就变了，不是在高层形成观念，一层层往下传播，没有这种社会机制了。你一个大学教师，能有多大影响？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他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还从为天地立心来想象一个思想者的责任，我觉得挺古怪的，不太切合实际。
你要说有什么责任，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指的是，你是一个老师，尽可能把你的课讲得好一点，你写作，尽量写得诚实一点，通顺一点，能深刻一点当然更好。如果你做翻译，尽量把它都翻译正确。我算稍微有一点社会影响，那么对公众讲话，对年轻人讲话，会想着，能够帮助到谁当然最好。有听众，有读者，告诉我他受益，我听到后感到安慰，也就是帮到这个人那个人，谈不到对未来人类社会负有什么特别的责任。就是你一个普通人的责任。
“疫情暴露出社会心理结构的脆弱”
南都：面对新冠疫情，作为哲学家您有哪些思考？
陈嘉映：我不作为哲学家思考。我当然会有些我个人的想法，也没觉得我想得格外多或者格外有意思。想到一两点别人不大说的。比较起历史上的几次流行病，新冠疫情杀伤力不算很大，比如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比，或者跟艾滋病比，当然艾滋病不是流行病，是个长时段的传染病，但加在一起杀死了很多人。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多人不知道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虽然它致死的人数多得多。不过就过去了一个世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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