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 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 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这段文字，出自韩愈的《复仇状》。唐宪宗元和六年 (811) ，有富平县人梁悦者为报父仇而杀人，且自束归罪，听凭发落。因此这起复仇案件涉及"王教之端"的"礼"与"法"，而刑官、有司并无明确的律条作为判决依据，一时竟不知所措，再加之此案影响甚大，遂提交朝廷圣裁。当时宪宗曾专为此下诏作廷议之举，而韩愈这篇《复仇状》则从伦理和经传上解释了复仇的合理性，想来应当是这篇献议最后起了作用，杀人者梁悦最终被无罪赦免。而放眼"安史之乱"的中唐晚，刺客、复仇者的增多，既与藩镇割踞局面下各方势力仿效战国时代"养士"的背景有关，更与从大唐建立之初就业已形成的人们对复仇意识的褒扬有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让唐人的任侠精神变得浓烈而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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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的开放包容让任侠精神有了独放的可能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腰间悬两绶，转眄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崔颢《杂曲歌辞·游侠篇》
唐人任侠精神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由，当然离不开这个帝国的开放与包容。游侠历代均有，但作为剑走偏锋的一群，游侠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在承受着主流社会的排挤与打压，法家代表韩非子在《五蠹》中曾痛斥游侠"以武犯禁"，将其列入危害社会的五种害虫之一，及至两汉，游侠同样是被打压的对象，西汉成帝时，曾有数百游侠以盗贼之名进被悉数活埋，手段相当残忍，而东汉两为太史令、后任河间相的张衡也在文中记录他剿灭河间游侠以彰其绩。而当历史的脚步踏入唐朝，我们发现，侠文化虽然作为一种野生于民间的文化，难入文化正统，但大唐的开放之姿却让其有了独放的可能，有别于儒释道三教，"侠"的文化内涵中，有离经叛道的不羁与舒张，有义薄云天的豪情与勇决，它不似儒士那样板起说教的面孔正襟危坐，也不像佛道那样远离人间烟火只求清静无为，它生发于社会底层的自带基因注定它的世俗性，而这种散处江湖快意恩仇的特质，又因为唐王朝开放的政策而得以野蛮生长，尽管唐王朝对"侠"的管制仍然存在，但对"侠"的边界与出口却给予了最大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唐代游侠们得以信步江湖，仗剑天涯，而作为大唐开放国策的重要表征，边地胡风的导入更为游侠们注入了骠悍刚猛的因子。"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浩荡的胡风与浩荡的任侠精神实现最深入最酣畅的融合，多元生存背景下的唐人，在儒释道缭绕的香烟之外，已经有了特异于前三者的飘逸灵动的精神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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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从“侠出于墨”到精神之乡，是什么构成了唐代任侠的内在动因？】"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追溯唐人的侠客情结，缅想唐人的任侠精神，我们的眼前，是刀光舞动的盛世豪情，是剑气纵横的大唐长歌，这个侠风炽盛的时代，只属于唐人，只属于上演了三百家侠义故事的大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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