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经历着生命的仪式，形成于西周时期的"五礼"，更是将这些礼仪分门别类，固化成一套深入中国文化肌理的制度。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而丧葬之事则为凶礼，每一种礼制，都有着繁褥的形式和复杂的典仪，如果说古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与中华礼仪形成了不可切分的联系，那么当他走到生命的尽头，依照视死如生的观念，作为凶礼重要构成的丧礼，更是被历代王朝纳入到国家与社会管理的范畴之中。作为一个从魏晋六朝的烽烟战乱中肇建起来的帝国，唐帝国在着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同时，也在有意恢复和整饬遭到破坏的传统儒家礼仪文化体系，正因如此，在大兴礼乐文明的同时，丧礼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大唐社会自上而下以礼为治的重要抓手。那么，在此背景下，唐人的丧葬观念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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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唐以礼为治的一大成效，首先便是唐人让"父母合葬"这一前人最为看重的"孝行"得以回归。早在唐朝立国之初，大臣韦挺曾在针对彼时"承隋大乱，风俗薄恶，人不知教"的现状，痛心疾首地上疏指出："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谓为重丧；亲宾来吊，辄不临举。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好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丧。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
在这位活跃于武德贞观年间的高官眼中，彼时的唐人太不重孝行，对亲人的丧礼也仅仅走走过场。然而，随着唐中央政府以礼为治的大力推行，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闾里细民，已经对丧礼愈加重视，尤其是自商周时期就已开始的"父母合葬""夫妻合葬"，更是被唐人视为对父母尽孝的重要表现。无论父母的亡故时间相距多长，也无论父母亡所的空间距离有多远，作儿女的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将父母同穴而葬。《旧唐书·列女传》曾记载，唐文宗大中五年，兖州人郑神佐戍庆州战死，其女"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从这段记载看，唐人对"父母合葬"这一丧习已经相当重视，即使山高路远，家贫体弱，也要替父母完成这道最后的生命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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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唐朝立国之初，像韦挺这样的士大夫阶层还在对"风俗薄恶、人不知教"的现象忧心忡忡，那么很快，唐人对丧礼已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重视，而是变成了极度铺张地重视。早在贞观朝，唐人的厚葬之风就已经抬头，比之秦汉的厚葬心理，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唐人尤其是士家望族的观念里，葬礼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才行，"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唐太宗语），唯其如此，方显至德至孝。
到了高宗朝，厚葬之风开始进一步升级，据说当是权势熏天的李义府为了改葬其祖父，声势规模空间，"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等,穷奢极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至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以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甚至还出现了当地一县令"不堪其劳，死于作所"之事。可以想见，在一派挽歌响器、鼓吹震天之中，这位因攀附武则天被时人称为"李猫"的李义府是何等得意！走在浩荡的出殡队伍的最前头，李义府与其说在为已成一把枯骨的祖父风光地改葬，莫如说是在人前张扬着自己的风光，然而，这位李义府的风光时光毕竟短暂，当他作为武则天权力之路上工具的意义消失殆尽，他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贬谪流放，死于贬所，至于他本人，更是被草草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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