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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些变成了包工头的同事们，不需要他这个只会挑砖抬石头的泥瓦匠了。他来和我商量，准备摆个小书摊，靠租书养家糊口。我觉得这主意不错，一个文痴，除了租书，还能干什么呢？
早就该写写王琦。
尽管他是一个建筑工人，可在这个小城里，人们却称他为文痴。
实际上，王琦在我的记忆中已渐渐远去，淡化成了一副粗壮的骨骼，一张阔大的脸盘，两片略微青紫的厚嘴唇，和几声憨厚的笑声。在我心里，王琦是一块结了痂的伤疤，不痒不痛。只是你不能去抠他，你一抠，那伤疤依旧会撕裂开来，渗出鲜活的血。
王琦不是名人，不是有钱人，甚至算不得一个体面的城里人。他是个泥瓦匠，在县建筑公司上班。每天早晨，别的泥瓦匠往工具袋里扔一把砖刀，骑着自行车就走。王琦没这资格，他的自行车后面，永远绑着两只簸箕，他是个只会干粗活的四级工。学了十几年手艺，他竟然不会砌墙。一开始，他给师傅打下手，无非是挑砖，抬石头，活儿无疑很重，好在他块头大，有的是力气。后来，跟他一道进公司的学徒工都出了师，他又给他们当下手。再后来，比他晚几年学艺的人也熬出了头，只要是个人，都敢朝他大声吆喝——王师傅，上这边来！他急火火地跑过去，给徒弟辈打下手，干的还是挑砖，抬石头。我问过他师傅，王琦怎么不会砌墙呢？他师傅吐出两个字：“木哇！”我也问过王琦，砌墙这么难吗？王琦说很难，他不会“吊线”，砌的墙总是歪的，一不小心就垮了，老挨人骂，他懒得费那心思，干脆做粗活算了，清静。
那年月，一切都是静静的，静静的人心，静静的世界。喧嚣与浮华离我们十分遥远，古老的小城静得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
我居住的那条小街铺满青石板，从街头铺到街尾，逶迤如蟒。晚上九点过后，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偏偏有时在十点，甚至在十二点，一串呱哒呱哒的脚步声敲打着青石板，往我家响过来。我知道是王琦。王琦块头大，脚也大，他似乎从没好好穿过鞋，他的鞋差不多都是趿拉着的，哪怕是新买的皮鞋，因此走路的声音很响。王琦一来，我整个夜晚就休想睡觉。他是来谈文学的，带来一叠稿纸，要我看他写的小说。一个“木哇”的人写起小说来了，这的确是件很奇怪的事，偏偏王琦的语感好，乡土气息浓郁，人物刻画也有个性。我说他的小说，随意性较大，缺乏对文字的控制和约束，应该读点文学理论。
王琦果然读起了理论。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本《文学概论》，下狠心抄了一遍，还能背诵若干章节。我心里说，这人真是“木哇”。他晚上不睡，白天去工地，挑砖时身子晃了几晃，竟倒在地上睡着了。我把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听课笔记给他，他又抄了一遍，说要争取背下来。
王琦要结婚了。那个秋天，他穿上了西装，皮鞋的鞋跟也提了上来。他来给我送喜糖，笑着说结婚好，结婚比看书好，书没变化，女人是活的，变化大。他的女人，一个贤淑的郊区姑娘，眼睛又黑又亮，将他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打点成一份过得去的生活。我原以为有了女人，他的生活从此会安稳下来。谁知没过多久，他又时时在我家泡到半夜，甚至天亮。他烟瘾奇大，有一半工资用来买烟抽了，将满嘴牙齿，熏成了烟灰色。他的女人流着眼泪来找我，让我劝劝王琦，说他不好好做瓦匠，工资又不拿回家，只知疯疯癫癫地闹着写文章，这日子还怎么过？女人的话自然有道理，我也劝过王琦。王琦咧开两片青紫的厚嘴唇，憨憨一笑说，这日子快活得很呢，回家有饭吃，衣服有人洗，结了婚真好！
那年头没电脑，都用稿纸写作。我主要写中、长篇小说，印了些五百格的大稿纸，这样便于修改，谁知王琦也喜欢上这种稿纸了，常来找我要。“木哇”的王琦其实是很聪慧的，他的小说进步很快，时有文章见诸报刊。他和小城里的一些文学青年觉得老往外投稿不过瘾，得有自己的阵地，于是办起了《龙山文学报》，王琦当了第二任社长。他们的热情化为了铅字，铅字飘散着油墨的清香，飞到全国各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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