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所30岁啦|【学术撷英】杨莉馨 |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 五 )


如果说一诗多译现象在五四以来的其他刊物中难得一见 , 只是一种偶然现象的话 , 在《学衡》中则频频出现 , 且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 体现出学衡同人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翻译追求化境的高度自觉与统一意识 。 在系统阐发其文学创作观的《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中 , 吴宓对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翻译有三要 。 一者 , 深明原文之意;二者 , 以此国之文达之而不失原意 , 且使读之者能明吾意;三者 , 翻译之文章须自有精采 , 是即严又陵所谓信达雅也 。 ”具体到诗歌翻译 , 吴宓认为 , “凡译诗者 , 不惟须精通两国文字 , 且己身亦能诗 。 尤须细察所译之作者意境格律之特点 , 即其异于他诗人之处 。 既得 , 吾乃勉强练作一种诗体 , 其意境格律与彼同 , 然后译之 , 始能曲折精到也 。 ”
《学衡》的一诗多译现象正是在这种近乎苛刻的标准下出现的 , 以刊登时序排列 , 包括如下个案:1.第12期发表的本·琼生高足、英国诗人罗伯特·赫里克的《古意》(Counsel to Girls) , 提供了吴宓、邵祖平两种译文 , 邵氏为五言押韵 , 吴宓为七言押韵 。 在按语中 , 吴宓交代目的为“由二人分别译出 , 读者比并而观之可耳” , 并赞美邵译“珠玉在前” , “五言逐句译 , 意思力求密合原文” , 自己则为“七言逐句译” , 亦竭力传达原诗风格 , “拟白香山体”译之;2.第39期张荫麟、陈铨、顾谦吉、李惟果四人复译了马修·阿诺德的《安诺德罗壁礼拜堂诗》(Rughy Chapel);3. 第39期贺麟、张荫麟、陈铨、顾谦吉、杨葆昌、杨昌龄、张敷荣、董承昌8人复译了华兹华斯的《威至威斯佳人处僻地诗》 。 吴宓再在按语中交代了“今并列诸君所译 , 备读者比较观览”的意图;4.第49期上 , 吴宓、陈铨、张荫麟、贺麟、杨昌龄以五言民歌体 , 分别提供了罗塞蒂《愿君常忆我》的5种译文;5.第57期重点推介了罗伯特·彭斯等的诗歌 。 “白屋诗人”吴芳吉发表《彭士烈传》 , 并翻译了《寄锦》(To Jean)、《我爱似蔷薇》(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白头吟》(John Anderson.My Jo)等诗 。 除吴译外 , 《我爱似蔷薇》还列出了陈铨和苏曼殊的译诗 。 《白头吟》另有刘朴译诗;6.第64期刊登的罗塞蒂《古决绝辞》则并列了吴宓及其清华弟子张荫麟和贺麟三个不同的译本 。 由于吴宓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及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先后主讲过“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修辞原理”和“翻译术”等课程 , 注重英诗的分析鉴赏与翻译训练 , 《学衡》刊登的不少多译实为吴宓师友、师生间的切磋之作 , 这也成为杂志一诗多译现象得以出现的特殊条件 。
另一点值得说明的是 , 吴宓主导并参与的一诗多译 , 其对象除了前文提及的华兹华斯外 , 主要集中于阿诺德与罗塞蒂两位诗人的诗作 。 之前吴宓已在《英诗浅释》(三)中翻译了安诺德《挽歌》(Requiescat)、《失望》(Despondency)与《有所思》(Longing)三首(第14期) 。 第39期又刊登了前述四人复译的《安诺德罗壁礼拜堂诗》 , 加上李惟果翻译的《鲛人歌》(The Forsaken Merman,第41期) , 有5首之多 。 之所以如此 , 当然是由于阿诺德为白璧德的思想前驱 , [13]学衡诸人都十分推重阿诺德的缘故 。 《学衡》第14期专门刊有梅光迪的《安诺德之文化论》一文 , 详述其文化观与文学批评思想 。 同时 , 除了文化、文学批评方面的建树之外 , 阿诺德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 这一点之前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 。 所以在同期《英诗浅释》中 , 吴宓详细说明了自己翻译阿诺德诗歌的原因:“安诺德之诗才 , 常为其文名所掩 。 世皆知安氏为十九世纪批评大家 , 而不知其诗亦极精美 。 且所关至重 , 有历史及哲理上之价值 。 盖以其能代表十九世纪之精神及其时重要之思潮故也 。 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 。 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 , 以自曝其郁愁为耻 , 故为文时深自敛抑 , 含蓄不露 。 所作者光明俊爽 , 多怡悦自得之意 , 无激切悲丧之音 。 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 , 忧思牢愁 , 倾泻以出 。 其诗之精妙动人处 , 正即在此 。 因之 , 欲知安诺德之为人及其思想学问之真际者 , 不可不合其诗与文而观之 。 ……安诺德之诗之佳处 , 即在其能兼取古学浪漫二派之长 , 以奇美真挚之感情思想 , 纳于完整精炼之格律 。 ”对吴宓来说 , 罗塞蒂同样是一位思想与艺术形式高度契合新人文主义美学理念的诗人 。 因此 , 一诗多译以及对阿诺德、罗塞蒂等的高度重视 , 背后同样贯穿着新人文主义思想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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