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明代倭患：是海禁引起倭患，还是倭患引起海禁？(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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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在原始积累本身力量的驱使下,一些西欧国家开始了世界性的征服和掠夺 。东方以及中国,是它们掠夺和征服的一部分 。中国封建王朝碰到资本主义这个素不相识的新对手,以往传统的朝贡贸易遭破坏 。御史何鳌曾言:
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 。每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铳铇之声,震动城郭 。……今听其私舶往来交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 。
正德年间,葡萄牙的武装商人在广州“剽劫行旅”,“拐掠城市男妇人口……每岁不知其数”,可见,近代意义的中西通商,一开始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猖獗一时的西方殖民者海盗式的对华贸易,不能不引起明朝的警觉,从而采取消极防御政策――海禁 。
西方侵略势力侵入东方,还使中国在西洋的贸易受阻,从而转向东洋 。对东洋的贸易又着重于日本 。日本为一岛国,资源贫乏,对国外物资的依赖性极大 。加上此时日本正处封建割据的战国时期(1477-1583年,相当于明成化至万历年间),林立的小诸侯国,都是弹丸之地,从衣、器、书画之类,至针头线脑、食醋等等,无一不仰赖中国 。同时,日本的商业资本也正在高速发展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在日本造就了失业流民、武士、浪人、奸商诸阶层,他们在封建领主的鼓励下,适应其商业资本的贪婪欲望,开始不断加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 。明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
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 。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 。……诡形异服,弥满山海 。剑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 。
原来日本对中国的朝贡式贸易,本身就是在合法外衣下的一种掠夺 。封建社会中的商业利润,主要来自各地区之间或各市场之间的价格差额,日本封建主和奸商从对中国贸易中获得的高额利润,更是靠对中国的政治讹诈来摄取 。日人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说:
这种对外贸易采取附属国向宗主国进贡的形式,所以明朝不仅减免关税,而且连日本国王的使节及其随行人员(实是商人)的食宿费用及朝贡品的运费,都由明朝负担 。对于“朝贡”的物品,还需要赐给价格更高的回赠品 。贸易是作为朝贡的附带的形式进行的;每次交易,包括上述回赠品在内,可获得原本的五至六倍的利益
这在封建的明王朝,是把贸易看作“天朝”对外人的“怀柔” 。“回赐”之厚适足以表现其盲目自大和愚昧 。在日本,则把这种打着进贡旗号,施以政治讹诈的掠夺,变成武力劫掠,只是形式的更换而已 。这必然使明朝加强对日防备 。而且,由于葡萄牙东来侵扰中国,虽未表现为激烈的全面斗争,却也使明统治集团感到这是一股蕴含着强力的潜流,他们对日本戒心备增 。因此,海禁的实施,也就随之步步加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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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代倭患的起因是多方面的 。应当说,海禁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 。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就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来说,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扩张性 。就明代沿海海盗和日倭而言,他们所从事的贩运贸易,具有海盗式的掠夺特质 。这些就决定了掠夺的必然性,即使没有“海禁”,掠夺迟早要发生 。掠夺是倭患的实质性问题,它是经济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结果 。海禁与否,只是使掠夺合法化还是非法化的问题 。
可见,海禁与倭患的因果关系,前者正是后者引起的 。
海外贸易上的矛盾性导致了倭患期间明廷海禁政策的两重性 。
应当承认,明代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使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中国商业资本,大量投放到海外贩运贸易上,集中表现为海盗式的掠夺,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的还渐萌芽,使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要求增强,商舶贸易的兴起也成为必然 。两者都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从而造成倭患、海禁、商舶贸易三者错综交插,致使商盗难分,相互转化,飘忽不定,一面是海盗,一面是商人 。这种海外贸易上的矛盾性,又导致了倭患期间明廷海禁政策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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