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星辉献母亲( 四 ) 原标题：摘下

召唤

时光回溯到1949年的夏天,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的曾联松,不久前刚把妻子项佩瑜、大儿子一冲从家乡瑞安接到上海,安顿在华山路东段466号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个荒芜了的小花园,树木参差,杂草丛生。曾联松一家人住在边上的一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小小的阁楼。虽然破旧,但对于当时的曾联松来说,已经十分满意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自己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

他仔细读了几遍: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儿子都对妈妈说,要不要带爸爸去看看病。

在日后的谈话中,他吐露了这段心路历程:“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 ”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

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曾联松在回忆时说道:“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