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村上春树为父亲忏悔，这些“日本的良心”都在反思历史( 四 ) 原标题：村上

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宗教家、作家、摄影师，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头衔——中日友好“和平使者” ，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报道，池田大作在观看了旅美画家李自健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画作后，曾受到巨大的冲击，并向画家致信剖白：“一瞬间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心哭泣了，而且我的心燃起了火焰……日本军残虐之极的野蛮行径，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一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否认、歪曲残暴历史，恣意妄为，我们要坚决与之战斗下去。 ”

2017年， “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上映后，受到社会各界鼎力支持，此时一位日本导演土井敏邦，也站出来力挺这部电影。土井敏邦曾表示，日本政府一直在国际上呼吁大家关注广岛长崎原子弹的悲剧。但一谈到过去，比如在二战中日本对中国做了什么？就没人说话了。他们删除部分教科书里像南京大屠杀、“慰安妇”这些日本对邻国加害历史的内容，却不停强调自己所遭受的伤害，这是典型的通过强调自己的受害史，来掩盖自己对邻国加害史的行为。

在文学中表达负罪感的日本作家们

值得深思的是，纵观日本“战后派”作家群，虽然大多数人在提及侵华战争时避重就轻，但也有少数作家对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深重苦难进行了真诚反省。

著名小说家堀田善卫，曾在中篇小说《时间》中，客观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军对俘虏就是斩尽杀绝。日军乱砍乱杀，塞满道路的尸体遍体鳞伤”；日军“掠夺、奸淫、犹如魔鬼降临，日以继夜”；“邻居家有个儿子，既不是士兵也不是什么，却因为每天和面、使擀面杖，手上磨出茧子来，就说那茧是拿枪磨出来的，便用刺刀给挑死了” 。

另一位日本作家武田泰淳，他在战后写的以侵华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都贯穿着一种犯罪感和自我忏悔的意识。 1947年，其以侵华战争为题材写下了《审判》，侧重描写一个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的日本青年，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保持“赎罪”的环境，他选择留在中国。武田泰淳也因此被称作是“一位不断强化受审意识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