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拼妈、丧偶育儿，她们是母亲，也是教育经纪人( 五 ) 妈妈这个词

杨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拼妈。看似平等，实则隐含着门槛，只有母亲具有相应禀赋的家庭，子女才更可能在教育市场上占得先机，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了一种学生教育成就的分层机制。

母职的经纪人化体现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的工具理性的特征。在做母职的经纪人化的时候，妈妈们是在发挥种种现代理性人的能力。包括明确目标，找到便捷的路径，信息搜集与甄别，理性规划与抉择，社会沟通与协调，网络构建和维护。例如，我论文里的小涛妈妈是从无到有的经纪人式密集母职实践的过程，她调动职业经历带来的社交网络构建能力，链接优质影子教育资源，成为一个核心人物，她善于维护圈子，打通资源，让信息流动，如今成为了一个可以为其他母亲提供成功经验的妈妈。

母职惩罚：成为“好母亲”的道德压力

澎湃新闻：你文中提到了一个母亲，她是不愿意在教育经纪人的角色上付出那么多，也是边界比较清楚的，你说她其实受到了母职惩罚。你会怎么评价这个案例？

杨可：她看了我的文章后跟我说：“我怎么觉得比别人失职。 ”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母职实践造成了女性的负疚感，孩子的表现变成是母亲的事情，母亲成为被责备的对象。

澎湃新闻：问题的另一面，是那些消化了母亲和孩子的边界，强调母职付出的妈妈，可能一到媒体话语里，就成了这个女人没有自我，因为只有自我意识强的人才能够表现出边界。有的时候，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母亲成了不被鼓励的，甚至被嘲笑的。

杨可：对啊！首先这可能是她自我的选择，我们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经历了理性的选择的过程。背后的原因也许是理性的，也许是情感的。是情感的也没关系，我的一个被访对象说她对女儿的付出是有固定的时间的，她看到了这也会影响她的工作产出，但是她就说我愿意啊，愿意为女儿付出，她人生的成就一部分来自女儿，一部分来自自己的职业。这是她个人主动的选择，他人置喙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