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陇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如此之大？( 四 ) 这个问题回答

就像魏晋以来高门士族一样，都是政权初创时期的同盟者、支持者，在满目皆敌的创业阶段成为皇族的“自己人” ，这个“自己人”是有“保质期”的。

治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不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平滑，潜移默化；而乱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也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剧烈。

比如西晋经历了“永嘉南渡” ，东晋侨门虽然仍旧强调显赫的家族传承，但东晋政坛上活跃的“池子中人” ，早已不是当年洛阳的“池子中人”了。

不过，得益于魏晋禅代模式下， “小圈子”执政的系统化、长期化， “池子中人”的家族稳定性要远远超过之前和之后的“吏治国家” ，但进入到这个权力“池子”之中后，家族分配到手的政治权益，本质上，是改朝换代时“站队”的远近决定的。

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同盟者认同” ，其最剧烈的表现例子，就是隋文帝时代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关中本位主义” ，也就是以“关中”为本土，以关东、江南为敌国，被征服地。

这种“关中本位主义”可并不能与“关陇贵族”执政等同，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僭主”思维的扩散，即作为“关陇贵族”中的一份子，跃居同侪之上，本就缺乏“合法性”的依靠，则扩大“同盟者认同”的圈子，依赖血统和亲缘构成新朝的“权力核心圈” ，由此扩散，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建构官僚统治，架空“贵族”或称“势家” ，就是必然之选。

而隋炀帝在文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本质上，恰恰是对其父的“僭主”思维的继承，也就是跨越“关中本位主义” ，代之以“天下主义” ，广泛延引关东、江南的士人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大肆巡游，让江南、关东见识所谓的“天子威仪” ，都是这个策略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