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摄影”：一些隐藏在博物馆背后的故事( 四 ) 2019年3月26

本文原始标题为：“禁止摄影”：一些隐藏在博物馆背后的故事---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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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大英博物馆发行的明信片原作为其收藏的版画《犀牛（Rhinozeros）》（Dürer,the7thed.）图片来自wikicommon

除了对外版权协议，历史上博物馆也曾对“散客”收费。 1906年，原先能够免费摄影的大英博物馆开始执行新规，规定在博物馆内摄影者，需为一张底片支付两先令的费用；或对携带摄影器材参观的观众，按照每小时一先令的标准收费。伦敦当地的出版商为此致信《泰晤士报》表达抗议，信中声称“出版商作为与此事关系最大的群体，有权对这项因使用公共财产而要缴纳的费用提出申诉”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世界博览会中采取这种“措施”：据冯自由记载， 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PacificInternationalExposition）即规定“凡携带摄影器入场者，每具缴公费银二毫五分。 ”这些举措似乎已经在现代博物馆中消失，不过让我们再思考一下石窟寺中常常设置的“特窟” ，对于可见性的标价似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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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会馆旧照图片来自wikicommon

近代诞生的版权法带有与生俱来的悖论，一方面它并不是为了提供一种特殊的私人利益而存在的，它强调个体的知识生产与艺术创作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版权为知识生产与艺术创作者提供继续创作和传播的经济激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自由市场，使得他们获得独立于政府的经济保障。经济独立不仅能够保护原创者，也能够实现公共领域对政府或其他形式权力的监督。在这一层面上，许多在世艺术家的展览禁止观众摄影是一种必要的保护措施。但另一方面，版权法产生的诸多限制无疑不利于知识在更大范围中的传播与持续创新。对于博物馆来说，禁止摄影的背后需要考虑的不仅是版权自身的矛盾，因其作为以保存人类文明与遗存为使命的公共机构，利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营利（即便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否能够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