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孤注一掷投靠李鸿章遭遇冷落才走向革命( 四 ) 1894年6月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孙中山当年却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投靠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太不够意思，他怎好意思拿着这张护照去见那些真诚帮助他的朋友呢?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异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否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无法预测。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必将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增加几块大洋，相信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抄抄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相对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机缘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诚地想进入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于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孙中山也不再感兴趣，他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动，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清政府，推翻这个异族政权，重建汉族人的中国。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开始了他“一个人的革命”历程，他先从朋友圈子做起，联络同志，争取同道。 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确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诉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很快就策划武装起义，试图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至少是制造政治影响。只是那时清政府虽然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普遍质疑，特别是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促动下一次又一次地启动政治变革，也为其政治统治的改善、加强和巩固赢得了机会赢得了时间，所以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长时间只是一个理想，革命理论也在很长时间只是同志之间信奉的理论，并没有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更没有左右中国政治走向的能力。尽管后来的研究将孙中山的革命经历考察得非常详细，但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契机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