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名臣刘大夏：祖孙三人都是明朝知名的廉吏( 六 ) 刘大夏（1436

诚如其言，刘大夏戒利，戒得坚定而彻底，远名，远得彻底而坚定，既不贪利，也不贪名，刘大夏的廉洁，不仅高出他同时代的廉吏，也高出许多古贤。

刘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机会很多，最难得的是弘治后期，明孝宗对他的亲切、信任、依赖，有如家人父子，经常单独召见他，君臣同心，共商国谟，携手将辉耀史册的弘治中兴推向巅峰。这要放在别人，正所谓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宣扬之，记载之，出书，立碑，树之通衢，藏之名山，让自己的大名，既赫然于当代，更彪炳于青史。与刘大夏同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近乎于此。王恕早在弘治初期，即得明孝宗重用，声望很高。但王恕不满足，花钱雇人为其作传刻书，多载其在明宪宗时“留中之疏” ，美化自己的政见，暗示明宪宗的昏庸。政敌将该书进呈明孝宗，明孝宗乃一孝子，见王恕如此贬抑自己的父亲，不禁勃然大怒，痛责王恕“卖直沽名” ，王恕因此被迫致仕，郁郁终生。刘大夏却不，对其所进谋谟，所作贡献，一无外传，故时人多不知晓，史书也无从详细记载。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此深表惋惜，说：“大夏仁心为质，道揆法守。晚际鱼水，密勿都俞，庶几有三代之风。所恨造膝之语，少有传者。 ”对于历史记载来说，这的确是个遗憾，但从这遗憾中放射出的圣洁之光，却将“廉洁”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辉映得清晰明了，震撼人心，读史至此，假廉者自当无地自容，真廉者定会仰之弥高。

刘大夏仁智兼备，生前不扬名，也不愿死后被子孙扬名，为此，他早就作了预防。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63岁，这年秋天，他于户部左侍郎任上，因病求归，得到朝廷允许，在动身回家前夕，即在京城公寓自为《寿藏记》，用质朴的文笔，简单地写明一生履历，准备回家后交给儿子，待自己死后作为墓志刻于石。有人向他建议，您的墓志，应由后人来为您写啊。刘大夏感慨道：“恐后人污我以美名，倘鬼趣异人，岂不怒耶？”正因为担心后人给我强加美名，倘若我死后有知，反感这种违背生前意趣的做法，岂不要发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