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磕头拜年这件事我们或许欠孩子一个解释( 二 ) 作为一名自认

　　与听话的邱小燕不同，她的妹妹邱小莲在青春期时表现出对磕头拜年明显的排斥。常常嘟着嘴站得远远的，谁劝也没用。最后爷爷奶奶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没事儿，不用了。”然后把红包塞到邱小莲手里。邱小燕每每为此愤愤不平。

　　好在家族里有位表叔大飞，每年磕头磕得敞亮，让邱小燕心里稍感平衡。自她有记忆起，这位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每年大年初一进屋便冲到长辈面前，咣咣咣三个响头磕下去，还会配上一句响亮的“过年好”。邱小燕的父亲回忆，当年大飞的父亲便是如此，一直到50多岁都郑重地给父母磕头拜年，言传身教之下，大飞做起来也不含糊。他感叹：“这是一种家庭教育，是一种家风的传承。”

　　也正因如此，每个不同的家庭都可能有不同的拜年方式，有的磕头，有的鞠躬，有的问候，有的共同举杯，无须追求统一。邱小燕的妈妈就从不跟着磕头拜年，她从小习惯了和父母互相问好的方式，觉得磕头过于形式化，对长辈的尊重不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倒是邱小燕在成年后，对磕头拜年有了新的体会。“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现在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长辈的感恩。”由于在外地工作，邱小燕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每次都觉得父母老了不少。“平时工作忙，和父母的沟通交流不是特别多，对他们的感激和愧疚也不知道怎么说。过年了真心地磕个头，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表达吧。”

　　邱小燕觉得，等自己将来有了孩子，可能还是会鼓励他磕头拜年，但一定不会忘了给予他解释和引导。比如这种传统礼节的历史和演变，比如大飞叔的故事，比如自己对于磕头的理解。“至少不能让他觉得，磕头就是为了换个红包。”

　　（文中邱小燕、邱小莲、大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