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参与酒泉卫星基地创建的宜兴人巢鉴瀛 2018年10月24日0时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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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追忆参与酒泉卫星基地创建的宜兴人巢鉴瀛

2018年10月24日0时50分，我的表兄巢鉴瀛（在初中读书时曾叫巢克昌）因病逝世，享年90岁。遵其生前遗愿，家属将其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后事一切从简。江苏省南京军区常州第一干休所（原国防科工委常州干休所）的领导和家属一起举行了简单的遗体交接仪式。表兄的去世令我们十分悲痛！就在去年10月，我去医院看望表兄，他在床榻边上拉着我的手告诉我：“改进的汉字拼音方案基本完稿，就差一段结束语，如不是住院，可以脱稿了……”他又说：“我要求捐献全部遗体，供研究使用。”临别时，平静而慈祥的表兄又自言自语地说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七彩人生，两袖清风……”想不到那一次，竟是我和表兄的永别！放弃学业投身革命。表兄巢鉴瀛，字尔煌。1928年4月出生于宜兴丁山镇西山沿（现属丁蜀镇任墅村民委员会）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巢奇生（我叫他三娘舅），祖籍常州孟河，清咸丰年间祖上迁至丁山。母亲吴氏出身当地望族，虽为普通家庭妇女，却也识文断字，知书达理。我三娘舅精通财务，被潜洛陶瓷实业家张兰舟、崔鹤鸣聘至鹤鸣厂担任会计，不久又被派往驻上海的办事处。表兄正好初中毕业，便随父赴沪，考入了上海市东南中学读高一，后转入上海市立市北中学读书直至毕业。在此期间，表兄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对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看不惯，萌发了寻找中共组织的念头。高中毕业后，他被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录取，却没有去报到。1948年初，表兄只身回到了宜兴张泽桥乡下在静堂小学（后来叫寿山小学、山林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宣传进步思想，并组织农民扫盲运动。他白天为小学生上课，有时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为农民文化扫盲班上课。表兄与扫盲班里的闵凤娇相识，后来结为终身伴侣。表兄一直在寻找党组织，经家中亲戚帮助，得以与由延安回到石家庄的符律衡（戏剧家阿甲）取得联系。阿甲介绍表兄去中共华北局。1949年8月左右，表兄和恋人闵凤娇依依惜别，毅然北上。他没有儿女情长，在他的心里革命的信仰永远是第一位的。表兄抵京后，经严格的政治审查，被选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革大”），成为二期二部十七班学员。“革大”首任校长是刘澜涛。校园位于当时北平西郊万寿山湖畔，建于清朝，原是八旗大校场的所在地，曾经是禁卫军的兵营。学员采取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睡通铺、出操。上大课是在露天大操场上，由大理论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由另外知名的教师授课。表兄有幸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下亲身体验了新政权诞生的第一次大阅兵。1950年3月，表兄作为“革大”毕业生再次被选入中共华北局中央党校（原平山党校，现中央党校）第七支部学习。从北京俄专到哈军工，在第七支部学习结业后，;1950年9月经组织筛选，表兄进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译局附设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学习。由于成绩优异，他于1952年9月被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外文秘书处工作，受到了师哲（毛泽东主席的俄语翻译）等老同志的关心和指教。1953年4月，中国共产党军事大学的摇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简称为“哈军工”）破土动工，同年9月1日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首任院长为陈赓大将。当时学院聘请了许多苏联军事专家，陈赓院长直接给周总理发电报请求解决翻译人才的问题。表兄于1953年11月奉命调入哈军工四系（装甲工程系）任译员。当时口译任务很重，而且须将口译的内容用速记的方法记录下来，以便整理成教材。表兄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了不少有关军械设备方面的中外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加上他原有的数理化底子，中外文基础又厚实，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了学院领导、苏联专家和学员的一致好评，并获嘉奖。1956年初春，表兄由哈尔滨回宜兴，在张泽桥乡下与闵凤娇完婚，婚礼十分简朴，表兄在学院开学前即匆匆返回哈军工。1957年8月，表嫂随军去哈尔滨，1958年初回宜兴。1958年4月，表嫂由组织上安排到国营宜兴耐火电瓷厂当普通工人。入戈壁沙漠，参与发射基地创建，1958年2月表兄由哈军工调回北京，到西郊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报到。他接到的新任务是去大西北为创建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试验靶场作选址定位工作。任务的保密级别属特级（绝密），对外封锁一切消息，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说，还要作好吃苦甚至为国牺牲的准备。不久，表兄便随同苏联军事专家及中国技术人员第一批进入了甘肃和内蒙古交界境内的茫茫戈壁沙漠，进行实地勘察选址，为紧接着要进行的场区工程设计和建设提供资料。他们常常是从临时搭建的帐篷宿营地出发，带上一些水和馒头（苏联军事专家吃罐头和面包），骑着骆驼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跋涉。他们即使是坐吉普车，车身颠簸，扬起的滚滚沙尘，还是会被弄得灰头土脸。遇上好天，晴空万里，有时可以看到远处的黄羊奔驰而过。大漠天气常会骤然变脸，狂风呼啸，霎时昏天黑地，飞沙走石，行人只好蹲下或趴下，沙石如同弹出的石子打在身上和脸上，有时能见度不足一米，行人极有可能会被卷起的沙丘掩埋……大漠昼夜温差很大，白天正午地面可以煮鸡蛋，到夜里却要穿棉衣。经过几个月的勘察，最后选址方案上报到中央军委，呈送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批准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率当年进入的施工队伍有10万大军，在千年沉睡的荒漠里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大会战。仅用一年半时间，各类导弹试验部、分场等建立了起来，同时警卫团、汽车团、工兵团、文工团，以及铁路管理处、发电厂、修配厂、农场、军邮局、印刷厂、服务处、小学校等后勤保障单位陆续组建，司、政、后机关顺利进驻。后来此处对外称东风场区。表嫂闵凤娇于1959年4月由组织调回北京，很快就进入酒泉东风场区从事后勤工作。前期工作完成后，表兄返回北京，在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和东直门左家庄全国总工会大院等地，与苏联专家共同开展对后续分批进场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当时基地很多干部、战士、技术人员都知道他这个翻译员。1959年底或到1960年初最晚一批苏联专家进入酒泉东风场区时，表兄被分派到地地导弹部工作，但直属基地司令部翻译室。他一直很忙，那时他与苏联专家主要负责弹道技术的翻译工作，工作量很大，随时都要陪同专家，有空还要整理资料，干通宵是常事，第二天不休息，照样工作。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在基地的苏联军事专家于8月撤离。撤离前许多专家奉命毁掉或收回技术资料，表兄几乎是没日没夜地抢抄整理重要的俄文资料，为此也感动了一直与他在一起工作的苏联专家，那位专家便把自己的照相机送给了表兄，后来这台照相机也成了表兄追忆这一段往事的纪念物。苏联专家撤走后，各项工作只有靠我们的技术人员自己搞。表兄协同处里的技术人员搞射表编制的工作，这是一项具有研究性、探索性的任务。最初计算数据时只能靠算盘，计算尺等，后来才用上了一台苏式手摇机械式计算机，这在当时是基地最好的计算器了。表兄和弹道处各科的技术人员及计算员（计算员当时主要是女兵战士）共同奋战，表兄还同时圆满完成了对战士们的高等数学等课程的培训。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聂荣臻元帅在基地举行的祝捷会上兴奋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导弹了。”就在这一年，表兄的父亲病重，他因工作无法离开基地，就让我表嫂请假回宜探望，并再三嘱咐一定要转上海诊治。表嫂一路赶了七天七夜才到老家，第二天，我三娘舅就去世了。对于表兄而言，这也是忠孝难以两全的无奈事。聚少离多，稚子“寄回”老家抚养，后来，表兄又先后参与了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工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以及1980年洲际导弹的成功发射等有关工作……1964年，表兄调入东风基地司令部情报资料处任参谋，1976年8月又调入东风基地测量通信总体设计所任情报资料室助理。表兄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基地，但一家人经常聚少离多，而且一别就是数月，到哪里，干什么，家里人也不问。1967年，表兄表嫂为了工作，将他们6岁的长子巢征“寄回”了老家。表嫂在老大衣服的前胸后背上缝上了宜兴张泽桥舅舅家的地址。表兄将巢征送至酒泉清水火车站，拜托列车乘务员一路帮忙关照。巢征抵达江苏无锡后，由其舅舅接站，带回宜兴。1968年因中苏边境关系紧张，部队奉命后撤，他们的二儿子巢进也回了宜兴。这里还有一段趣事——老二出生不久，我表兄便长期在外执行任务。他回家后，这老二在一段时间内竟管他叫“叔叔”。;此后几年，表兄一家分三处：表兄在陕西渭南等地，表嫂和女儿在西安，两个儿子在宜兴乡下老家。文化大革命中，表兄受到了冲击，造反派整了他不少材料，罗列了“十大罪状”，要表兄写“交待材料”。刚正不阿的表兄一下写了几百页交了上去，最终却没有找出一条能定罪的理由。当时毛主席有批示：对这类特殊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重在教育，不允许搞武斗。”造反派为了找台阶下，便试图让表兄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后由于基地司令员出面保护，造反派的阴谋才未得逞。1976年，组织上对我表兄巢鉴瀛予以平反。1980年2月，表兄升任国防科工委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情报资料室高级工程师，1984年10月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他是个作风正派，埋头研究的学者，表兄为了党和国家，长期从事情报资料的拟校、编辑、翻译、整理等工作，翻译的科技资料和手稿达几百万字以上。他曾对射表编制中的地球旋转影响的修正提出独特见解，为学术界认可。他翻译、编译出版了《射表编制》和《外国基地地名手册》，主编了《国外测控技术》和《飞行测控技术手册》。就在他离休初，他还被邀赴京担任某重大项目工程手册的总编辑，因为目前还在使用（涉密），不能公开。他研究的内容还不止这些，比如他花费了十数年，倾力研究“改进的汉字拼音方案”，每天都要为此忙碌到深更半夜，即便是生病休养期间，也不例外。这项研究他基本完稿，就差一段结束语，就遗憾离世。在表兄逝世后不久，巢征在整理其父亲的遗物中偶然翻阅到一个父亲同事的地址，便发去一信联系。这位现居石家庄的老人于2018年11月19日写了7页的回信，巢征将复印件给了我。信中追忆了他与表兄从1958年初相识，然后到基地工作的情况。其中有如是评价：“在我的印象中，他属于那类埋头学问的学者，他似乎不爱也不会玩什么。我记得，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他却不为所动，仍能在一旁看书写东西。老巢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他不善于交往、拉关系，不好意思去求人，也不愿意拍马屁。”对表兄的生平，我知之甚少，以前他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学者式的，有正义感的军人形象。但当他离去后，我着手撰写本文时，从有限的雪泥鸿爪式的资料中才逐渐知道，他是一位有坚定信仰、执着追求、无私奉献，为革命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个秉性非常耿直，有独立思考、有强烈家国情怀，重亲情、友情之人。谨以此文悼念敬爱的表兄！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聂荣臻元帅在基地举行的祝捷会上兴奋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导弹了。”宜兴乡贤巢鉴瀛（1928－2018），便是酒泉导弹卫星基地参与创建者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创建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试验靶场作选址定位工作，他随同苏联军事专家及中国技术人员第一批进入了甘肃和内蒙古交界境内的戈壁沙漠，为场区工程设计和建设提供资料。他们在荒无人烟，完全没有道路的戈壁滩上跋涉，危险随时降临…巢鉴瀛还先后参与了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工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以及1980年洲际导弹的成功发射等有关工作……他的人生经历中肯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或至今不允许解密的故事。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驼铃声也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匿，巢鉴瀛为我国现代化国防、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故事折射着国防、航天科技工作者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