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江弑母少年获释：被带离家定点监护，学校拟派老师每天辅导( 四 ) 吴某康此前就读的学校。本文图片沅江当

　　澎湃新闻注意到，1999年以前，进入工读学校多为经学校报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报教育部门批准后，即可强制实行。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此进行了修改，明确了需要经过“家长或当事人同意”的程序。

　　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信息管理主人张瑾瑜告诉澎湃新闻，在目前和司法机关合作开展的项目中，暂时没有针对十四周岁以下无刑事责任人的“观护”。而针对被检方起诉，甚至进入审判程序的涉罪未成年人，在提审到宣判有可能出现监护人不在身边的现象时（比如：离家到大城市的青少年或者家庭监护缺失的青少年），社工将陪同参加法律程序包括提审到出庭等。此外，对于检察院认定符合情况的涉罪未成年人，在签订三方协议后，将由社工给予3至6月的社区观护。在这一过程中，社工会通引导和教育提升青少年法律意识，同时带领其参加社会志愿服务，为观护期满后检察院决定是否起诉提供依据参考。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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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北京市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发布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下称《白皮书》）。《白皮书》数据显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占14.96%，且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2015年6月，广西北海公布一起11岁小学女生遭暴力殴打事件，参与殴打的是7名在校生中有6个是13周岁，未满14周岁。事发后，涉事的七名学生被传唤到当地派出所，处理结果也仅仅是对被害者道歉。

　　针对未成年人暴力事件的涌现和犯罪年龄低龄化的趋势，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进行下调，“从14周岁降低至12周岁”，认为如此更有利于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皮艺军认为，下调起刑点的提法，需要对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成熟状况，例如青春期提前、脑部发育成熟等方面进行大量、严谨的实证统计。佟丽华则指出，下调起刑点只是一种相对简单且草率的选择，要从根本上有效控制犯罪，应当建立更为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

　　首先，应探讨建设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英辉也曾感叹，“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少年警务，就像一个国家的医院没有儿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