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之记忆传承：我的母亲李秀英( 八 ) 来源：新华报业网初冬的南京

　　“我还记得那个法庭的门牌是103。”即使过去了21年，当年的场景陆玲仍历历在目，她觉得自己的好记性是遗传了母亲。

　　离开庭还有15分钟时，陆玲发觉身旁的日本律师们神情不安，后来才知道律师们怕母亲看见里面穿制服的法警会感到不适，“翻译一个劲地跟我妈妈说，‘李妈妈，里面穿制服的不是日本兵哦。’”

　　“我妈妈说‘日本兵我认识，他们帽子有两个耳朵，还扛着刺刀，穿着大皮鞋’。”这下才让日本律师们放心。

　　庭审的气氛非常紧张，陆玲看见被告方的律师代表们一个个铁着脸，很凶。法庭播放了当年由马吉拍摄的母亲受害视频，还有后来母亲指认现场的画面。

　　播放完毕，法官请母亲再叙述一遍经过，“我妈说一句，翻译就译一句，”讲着讲着，陆玲就听见旁听席传来了呜呜的哭声，陆玲抬头一看，不少日本年轻人正抹着眼泪。

　　陆玲还注意到，最开始一脸严肃，忙着记录的被告方律师团，在母亲的讲述后都停止了记录，一个个低着头坐在那边，法官问他们对发生的事实是否还有异议，他们均表示无异议。

　　“法官说伤害成立，但最终判决还需要等待。”在日本法庭里法官很少与当事人直接对话，但那一次陆玲记得日本法官与母亲对话了10分钟，法官好心地叮嘱母亲保重身体，说这场诉讼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有保重好身体才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要团结，不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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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后，李秀英在家里焦急地等待诉讼结果，但等来的却是勇敢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败诉的消息。

　　“妈妈一听东史郎的案件输了，感到很失落，心想她自己的官司估计也打不赢了。”陆玲后来打听到，审理母亲案件的法官也宣布辞职了。

　　陆玲觉得，那次赴日当庭作证，让母亲颇感欣慰的是看到了不少日本年轻人的反思与忏悔。

　　“庭审结束后，我大老远就听见两个日本人又喊又哭，”陆玲看见两个块头很大的日本年轻人，哭着爬向母亲，李秀英赶紧上前去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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